从广州地铁6号线长湴站出来，一栋四层高的楼房挂着“血透中心”四个大字。这里是一家备受外界关注的“肾友工厂”配资资讯平台，老板把制衣厂开进了透析中心，让尿毒症患者可以“上楼制衣，下楼透析”。
2023年起步的“六七个人，六台机器”、与透析中心“联体”的小制衣厂，越过两年半的时光，发展到如今已小有规模，拥有60多名患者工友。
4月20日，澎湃新闻走访发现，在这家“肾友工厂”，患者也是工人，一边透析治疗，一边上班挣钱。病友们来自五湖四海，年纪最小的只有17岁。在这里，包吃包住，用工制度灵活，患者可以根据自身身体情况，自由选择是否上班，多数患者每月能挣两三千元，除去透析所需的自费开支，每月还能存一点钱。
“有钱了，想吃什么就买什么，很多东西不用愁了。”一位患病十多年的尿毒症患者表示，由于每周需透析3次，外界都对尿毒症有误解、偏见，“肾友”们都很难找到工作。像这种“边透析、边上班”的模式，让“肾友”们有工作，能养活自己，非常值得推广。
这里也是“肾友”们的友好空间，他们不用藏住手臂上的“内瘘”，可以大胆谈论自己的病情，不用那么“小心翼翼”地生活。
中国透析人群登记数据库显示，2022年底我国接受透析的人口数已超过100万。有公开报道的统计数据显示，截至2025年底，我国尿毒症总透析患者约143万人。
血透中心创始人谢强透露，自2023年开始搞制衣厂以来，持续亏损，目前每月仍亏损10万元左右。在谢强看来，只有制衣厂不亏损，才能说明自己的探索是成功且可持续的。不过，当地政府介绍了一些优质订单，也有一些爱心企业捐赠，这让他受到了鼓舞，觉得应该再坚持下去。
谢强表示，血透中心的这种模式想要持续，还需要政府、社会等各方的支持。
“边工作边透析”
4月20日晚，白天刚透析过的甄慧感觉身体很有劲，她在车间内忙碌着，丈夫下班后也来帮忙。夫妻俩的配合很娴熟，不用太多言语沟通，就能快速打包衣物。
这样的画面，工友们已经见怪不怪，他们会说甄慧有一个好老公，“一直陪着她”。
甄慧很爱笑，和人聊天时，她总是笑着；在车间做工，很忙，她嘴角也时常挂着笑意。被问及如何保持乐观时，她笑得很大声，说：“我的心态好，是因为经历了3次鬼门关。”
39岁的甄慧是湖南人，11年前确诊尿毒症，靠透析维持生命。她说，有一年的除夕夜，她的尿毒症引发严重并发症，她被下了20多次的病危通知书。还有一次，医生跟她老公说，“医不好了，把人拉回去，不然也是浪费钱”，老公坚持要治疗。所幸，甄慧都挺过了这些危险时刻。
甄慧在打包衣物。
此前，甄慧的老公在浙江杭州打工，都带着她。甄慧尝试找工作，没人要，只能一直休息，靠老公赚钱养家。
2025年4月，甄慧刷抖音时看到，广州番禺一家制衣厂称可以给尿毒症患者提供工作，“边工作边透析”。甄慧心动了，和丈夫商量后，她来了广州。
甄慧顺利进入这家制衣厂，工厂规模很大，只有少数工人是“肾友”。制衣厂也没有透析设备，“肾友”们需要去附近的透析中心治疗。然而，仅干了一个多月，这家制衣厂就倒闭了。甄慧说，当时，制衣厂有两个老板，其中有一个是嫌弃他们的。在里面上班，“肾友”们明显感觉被排挤，“待得不开心”。
失业后，得知广州天河有一家透析中心，可以“边上班边透析”，甄慧来了这里，一直干到现在。
血透中心位于广州天河的郊区，邻近地铁站。本文图片 澎湃新闻记者 陈绪厚 摄
甄慧所在的血透中心，名叫广州宝树堂血液透析中心，邻近广州长湴地铁站。近年来，因其“楼上制衣、楼下透析”的模式，受到外界关注。
透析中心工作人员刘晓华说，制衣厂目前有工人七八十人，其中有60多位“肾友”，年纪最小的只有17岁。
“肾友工厂”
这家透析中心的创始人是谢强。他从部队转业后进入广州一家三甲医院工作，但于2019年离职。离职后，他和人合伙创办了一家透析中心。
接触到大量尿毒症患者后，谢强发现，这个群体很可怜，就业很难。其中，20%的人极度困难，生活、治疗都难以为继。
国家卫健委办公厅此前发布的《成人慢性肾脏病食养指南》（2024年版）前言部分介绍，第六次中国慢性病及危险因素监测结果显示，2018年-2019年我国成人慢性肾脏病患病率约为8.2%，成人慢性肾脏病人群高达8200万；中国透析人群登记数据库显示，2022年底我国接受透析的人口数已超过100万。慢性肾脏病的病程长、并发症多、诊疗过程复杂，严重危害着我国居民的健康，并增加了家庭和社会的医疗费用支出。因此，慢性肾脏病已成为我国当前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之一。
一般而言，尿毒症患者一周需要透析3次，每次要4小时。这给患者群体的就业造成了巨大困难。多位尿毒症患者向澎湃新闻表示，他们曾找过很多工作，当得知每周要请三个半天的假，老板都说“不行”。
谢强说，在全世界，尿毒症患者的就业都是难题，“一般不会用他们”。一方面，患者差不多隔一天就要透析一次；另一方面，患者的生命安全无法绝对保证，可能会有严重的并发症。
尿毒症瘘是尿毒症患者为进行血液透析而建立的动静脉血管通路，是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的重要“生命线”。现实中，一些患者为了保住工作，得想法藏住自己手臂的“内瘘”，暴露则可能意味着失去工作。
在谢强看来，由于长年生病以及一些透析效果不佳，很多尿毒症患者的身体、精神状态都不好，有的甚至被自己的家庭抛弃，积压了很多负面情绪。
在经营透析中心时，谢强发现，尿毒症患者普遍没有工作、没有收入，这导致他们流动性很大。为了稳定客源，谢强通过私人关系，帮一些患者找工作，推荐他们去做保安、保洁、司机等。
很快，谢强意识到，这种“找到一个是一个”的模式不是长久之计。于是，他想搞搞项目，解决一些患者的就业问题。
刚开始，谢强让患者们做手工，但患者手脚灵活度不够，学习能力也较弱，再加上手工产品运输路途远，这条路很快被证明行不通。
广州纺织服装产业规模超过千亿元，有无数大大小小的制衣厂。2023年10月，谢强在透析中心的四楼创办了一个小制衣厂，“刚开始只有六七个人，六台机器”。就这样，制衣厂开进了透析中心大楼。
刘晓华透露，大家都是医疗人员，没有经营制衣厂的经验，就请了人来管理，却发现被“坑”了，交了很多学费，后面调整了管理制度。
经过两年多的发展，制衣厂已经有六七十台机器，可以容纳上百人的就业。每天，都有不少“肾友”在这里上班。
“楼上透析，楼下制衣”，工友们多数是尿毒症患者，这里被外界称为“肾友工厂”。
二楼、三楼是透析区。
这栋“肾友工厂”共有四层，其中二楼、三楼是透析区，四楼是制衣厂。透析时间分为中早晚三班，各4个小时。制衣厂也采用早中晚三班制，工人们透析结束后，可以根据自身情况，自行决定是否要下楼前往制衣厂做工。
据刘晓华介绍，透析是正常收费，在制衣厂上班是“计件”，多劳多得。刚来的患者，若没有制衣经验，可以从学徒做起，会有师傅带着，一般学徒时间2-3个月，每月保底1000元。熟练后，多数患者每月能挣两三千元，高的能挣四五千元。而且，对这些“肾友”都是包吃包住，吃的是两荤一素，住的是附近自建房的单间。此外，制衣厂内也有正常的工人，他们收入高的每月能挣七八千元。
四楼是制衣厂。
慕名而来的“肾友”
“肾友工厂”的名气越来越大，不少患者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。
25岁的时益阳是陕西宝鸡人，他是一名大学本科毕业生，此前在老家从事家电维修工作。2025年1月，在爬楼梯时，时益阳感到头晕、没精神，随后拉稀、睡不着，吃了一点药后没有好转。之后，时益阳就医，被确诊尿毒症。
身体好时，时益阳喜欢爬山游泳，经常和朋友一起玩。患病后，他和以前的朋友很少接触，失去了很多朋友，“很多东西吃不了，太累也受不了，和人一起吃、一起玩，自己都是扫兴的那个”。
在老家透析时，时益阳基本上一个人待在家里，虽然可以玩手机，但心情很郁闷。2025年7月，了解到广州有透析中心可以“边透析、边工作”，时益阳只身来了广州。
时益阳说，这边的透析效果要好些，自己的身体、精神都变好了，“大家都是病人，讨论病情、闲聊都没啥心理负担”。
时益阳正在接受透析。
为了给儿子治病，时益阳的母亲去了上海打工，每月挣七八千元。时益阳有不小的心理包袱，他希望自己能赚钱，能养活自己。来了广州后，时益阳每月能挣三四千元，这份工作解决了食宿问题，医保报销之后开支很小，透析每月需自费200多元，再是100多元的水电费。
“现在每月能存2000元左右。”时益阳很节俭，几乎没有额外的花销，他对现状很满意，“制衣就赶货的时候辛苦一点，整体还好，不算体力活”。
43岁的岑南（化名）于2020年确诊尿毒症，在贵州老家靠低保生活、治疗。2023年，岑南来广州透析，找不到工作，听说宝树堂透析中心提供工作岗位后，他就来了这里。
“从头学的制衣，不会觉得吃力、很累。”每月，岑南能挣两三千元。他说，这里比较自由，“想干就干，不舒服就休息”，大家待得比较开心。
甄慧透露配资资讯平台，有一个“肾友”来的时候，一句话不说，脸很臭，待了一段时间后，每天都是笑嘻嘻的，“已经（从坏情绪）走了出来”。最近，又来了几个年轻的女孩，大家都是被工作吸引，慕名而来。
制衣厂内挂着的横幅。
“这里大家都一样，干得比较开心。”甄慧说，在这里，她认识了很多“肾友”，都成了好朋友。
刘晓华表示，患者若是低保，透析自费比例很低。一般外地来、没有低保的患者，会建议其购买广州医保，除了最初几个月透析自费的费用高一点，后面都是两三百元。
刘晓华说，患者相对敏感，不少人自卑，因此管理上不能太强势，“要哄着他们”，尽力营造轻松自在的氛围，也要对患者因身体不舒服耽误工期保持宽容。
谢强表示，他们还成立了互助中心，每人每月存入10元，用于帮助遇到困难的“肾友”。“肾友”们一起居住在城中村里，也是相互帮助的关系。一次，一位患者突发并发症，也是其他“肾友”及时发现，将其送往医院抢救，他才捡回了一条命。
“再坚持坚持”
这家透析中心在社交平台运营了账号。工作人员表示，目前，透析中心和制衣厂都处在不饱和状态，透析区还可以接收更多患者 ，工厂也可以招更多工人。
一个尴尬的现状是，透析中心是赚钱的，但制衣厂是亏本的。谢强称，制衣厂成立以来，已经亏损了四百万元，最多的时候一个月亏了30多万元。最初，制衣厂有其他股东，但搞了几个月，股东见持续亏本，就直接退出了。
制衣厂包吃包住，工人们的晚餐是两荤一素。
谢强表示，制衣厂和工人不是劳动关系，更像承包、日结模式。制衣厂之所以亏本，一是工人多是患者，上班时间无法保证，产能偏低；二是他们包吃包住，隐形成本比较高；三是多数订单都是发往内地的，给的价格比较低，而他们在广州，是按广州的工价、成本在运营，利润很低。
谢强直言，他最初办制衣厂，是为了稳定客源，更多是商业行为。后面，见尿毒症患者这么困难，这么需要工作，他确实想帮他们，但若一直亏本严重，他也只能放弃。
谢强表示，去年5月，他本打算关掉制衣厂，但媒体报道后，引起了外界高度关注，他就想着再坚持一下，先坚持到10月再看情况。后面，报道的媒体越来越多，外界的关注度越来越高，当地政府介绍了一些优质订单，也有一些爱心企业捐赠，这让他受到了鼓舞，觉得应该再坚持下去。
“虽然已经有了非常大的关注和支持，但还是有很大的困难。”谢强称，目前，制衣厂每月平均亏10万元，但好的趋势是，有了外界的帮助和支持，整体亏损是在逐步下降的。
据谢强介绍，他和一些透析中心的同行也有交流，有些也在尝试探索这种“边透析边上班”的模式，但大家都遇到了困难。在谢强看来，只有制衣厂不亏损，才能说明自己的探索是成功的，是可以持续的，是可以复制、借鉴的。
“若后面还是继续亏损，会考虑关掉。”谢强说。
谢强希望，政府能在场地、租金、税收等方面给予更多的支持，社会爱心人士、爱心企业也能提供一些帮助，如提供一些优质的制衣订单。
谢强还呼吁，把需要透析的尿毒症患者都纳入低保，并纳入伤残保障，这样企业在雇佣“肾友”时可以享受一定的税收优惠，这可以帮助更多“肾友”解决就业问题。
对于尿毒症患者来说，透析后是有工作能力的，但现实的困境是，绝大多数人找不到工作。刘晓华说，是否有工作对“肾友”很重要，“有工作，不仅是一份收入，也是自我价值的体现，觉得自己不是废人、不是废材。”
甄慧表示，他们只是器官受损，不是传染病，是可以工作的，但很多人不理解，以为是传染病，躲得远远的，也怕万一出事被牵连。“透析是‘充电’，上班也是‘充电’。”她希望，这里的模式可以推广，让更多“肾友”可以有工作，减轻亲人的负担，养活自己。
甄慧透露，制衣厂老板也时常说亏损厉害，这导致大家都有压力。他们希望这里可以越来越好，可以长期运营下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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